沈凌*大公:从钱学森之问到任正非之忧,中国教育做错了什么?

  • 日期: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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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43

  来源:沈0庙堂江湖

沈凌*大公:从钱学森之问到任正非之忧,中国教育做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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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探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被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与此同时,钱学森还有一句话也流传甚广,他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这个意思被新闻媒体概括为“钱学森之问”。这是对中国教育体系不能培养出顶尖人才的拷问。十多年过去了,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没有好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2019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高科技民营企业华为重拳打压,华为老板任正非在接受各方记者采访时,反复提到:芯片不仅需要砸钱,还需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一句话:高科技企业需要大量的一流科学家!而对中国目前的基础教育,任正非忧心忡忡,他甚至于自费调查了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报国之心,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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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底,我在《德国之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美中对抗“短期看金融,长期看教育”,因为金融能够把资本有效配置给高科技行业由此才能诞生伟大的企业;而长期来讲,正如任正非所担忧的,需要大量的科学家投入到持续的研发过程中,才能保持赶超的速度。所以,教育和经济是戚戚相关的。

  如果说作为真正的科学家,钱学森之问,问的是中国科技顶尖人才缺失,问的是中国科技水平整体领先世界的问题,尚且遥远;那么任正非口里的“大量的科学家”其实并不是钱学森口中的少数“大师”,作为高科技企业家,任正非需要的是大量的高级工程师,和大量的应用型科技人才。看起来,即便是这样的需求,任正非也担忧中国的教育体系能不能满足。这不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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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认为:教育的功能无非两个,首先是选拔,通过一系列的考试制度,把高智商的人才选拔出来,配置到合适的岗位上去;其次才是培养,通过知识的灌输,让普通劳动者变身为具备一定“人力资本”的高级劳动者,俗称“白领”或者“技工”。中国现在的学校,在第二个功能上比较卖力,课程难度很大,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让学生甚至于家长都有点儿承受不了。但是在第一个功能的实现上,却很糟糕。

  首先,中国各级考试制度都是一个等权重的考核方式,这完全抹杀了发现高智商人才的教育目的。比如我中学里有个非常聪明的同班同学,现在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做物理学教授。他的数学物理成绩都很好,也许比我好十倍,但是因为不太自律,对那些他不喜欢不擅长的课程,成绩就很差。所以我印象中每次考试排名,他都在我后面,从来没有超过我。因为我们的排名是计算总分的,你数学物理成绩再好,满分也就是100分,不可能是我的十倍;但是语文政治历史之类你成绩很差,满分也是100分。各门功课的权重是一样的,就有利于没有特长的比较均衡的孩子,而不利于某一个方面特别突出的人才。不幸的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恰恰需要某个方面特别突出的人才,而不是没有缺点的均衡性人才。这一点,在任正非的访谈中得到了多次印证。

  其次,在中国大学里,行政化非常严重,老师教学也好科研也罢,都被管束得死死的,自身的教育潜能都没有被激励出来,又如何去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我承担了两门本科生的课程,其中之一是基础性的课程,我的教学设想是上大课,几百个学生一起听(这在德国大学非常普遍)愿意来听就听,不愿意回家自学也可以,到时候通过考试即可。但是教务处不同意,说不能上大课,必须限制人数在100以内;另外一门课我的教学设想是教学互动,有大量的知识需要在实践中领会,我要求每个人必须参加,组成小组,每节课都要发言和讨论,因此不能上大课,我想限制人数在20-30人,结果教务处来电话说:你这个老师怎么搞的,上次排课你想大班我给你分班你不开心,现在我给你大班你又不满意要分小班,存心捣蛋吗?

  我不责怪这些行政人员,因为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考核需要面对。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千篇一律的生产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人力资本,又怎么可能满足市场上千变万化的需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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